连日来,追星青年杨丽娟以及她父亲的遭遇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杨丽娟追星13年,不仅赔上了她本人的青春年华,赔上了家庭的全部财产,也赔上了父亲的性命。然而时至今日,杨丽娟的追星梦仍然未醒,她“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坚持要与刘德华单独见面,并要求刘德华祭拜她死去的父亲。

　　在人们为追星带来的负面影响扼腕叹息并陷入思考的同时,记者采访了几位学者,他们以这个事件为例,分析了酿成这些后果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

　　社会浮躁助长追星行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认为,杨丽娟的追星情结在一个病态的家庭中愈演愈烈,而这种病态决不是孤立于社会而产生的,正是社会的浮躁心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病态。例如媒体对明星的大肆渲染,演绎出明星的神圣光环,严重误导了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使他们想入非非,未能树立起脚踏实地的目标。他认为,媒体可以报道明星,但是应该广泛报道各行各业事业有成的“明星”,更多关注明星的高尚人格,关注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而非私生活。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类似杨丽娟这种迷恋某个明星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先例,但是在今天这个视觉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青少年追星的现象更加普遍,杨丽娟和她家庭的行为又是比较极端的个案。现在确实有“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的现象,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张颐武说,即使出现了杨丽娟事件,媒体也应该以“平常心”来采访和报道,合宜、得体,摆正公众对社会重大事件知情权与当事者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从而给当事人以今后生活的便利;如果社会能抱着“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或许能为杨家母女重新开始生活营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从而实现更为正常、正确的“关注”。

　　心理救助机制亟须建立

　　对于公众关于杨丽娟应该接受心理辅导的看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家邓希泉表示:对她的心理辅导曾有专业人士尝试过,但由于她本人和她父母的不配合,她的家庭又整个卷入了这场事件,对她的心理辅导就需要很深的介入性,因此未能实现,即使目前事情发生了突变,父亲自杀,生活无着,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适当的引导,或许她的心理状况不至于一直恶化下去。

　　张颐武认为,社会机构应该给予杨家母女以适当的救助,不仅仅是从生活上,也要从心理上给予关爱,最好是能够为她们找到工作或是培训的机会,让她们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邓希泉介绍说,一些国家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心理救助机制,他们会在事件一开始如杨丽娟因追星辍学时,就采取紧急干预、心理辅导等行动,我们国家也应该尽快建立类似机构,出台一些这样的应急预案。近年来我国的志愿者机构更多关注的是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体,由于心理辅导的专业性强,我国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相对稀缺,所以这方面的救助工作开展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正因如此,相关部门应对心理救助机制的缺失给予更多重视。

　　家庭、学校、社会各负其责

　　研究了多年教育的孙云晓痛心地说,杨丽娟已是一个28岁的青年,可她的心态不健全得像一个孩子,而她的心理问题的背后,又是一个病态的家庭和浮躁的社会,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了这出悲剧。在她刚开始追星时,父亲还持反对态度,但是,随着父母的一步步妥协、一步步放纵,杨丽娟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理智,父母对她的无条件满足,使得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以至于不知起码的社会规则,偏执极端,只想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孙云晓认为,杨丽娟事件还暴露出当前学校教育中的问题,即关注学习成绩远远多于心理健康。中学阶段是最容易迷恋偶像的时期,学校应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以理性的态度选择人生榜样,而这方面学校做得太少。此外,社会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在有些国家,当遇到类似事件之后,会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为当事人做心理辅导,而我们在谴责杨家的同时,却忘记了他们本身也需要心理上的疏导与救助,绝非仅仅是讥讽与嘲笑。

　　孙云晓强调,其实杨丽娟事件并非孤立现象,已经有很多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类似事情,只是还没有这么严重。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应该携起手来,全面改善当前的心理教育状况,各负其责,不要让杨丽娟事件再次发生。(单三娅 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