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列举了近年来的官员培训热潮：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牵头，中大和牛津大学两所名校联手打造“中大-牛津班”，学员毕业后升迁率占到40%-50%，使得这个省内高级公务员培训班越来越引人注目。(10月24日《南方都市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哈佛班”，培训了大量副厅级以上的高官。(2005年8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从2001年起，新加坡“中国市长班”已培养了370名中国高级官员。(2005年6月22日《新京报》)……

　　文章指出，从详细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官员培训”显然不同于那些走马观花、变相旅游的培训，其中的大多官员从思维的前瞻性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看，堪称中国政界的精英人物。

　　当这些政界精英从天南海北汇集一处，进行公共管理思维等方面的质变培训后，又必然各奔东西，回到各自岗位。这样，一些矛盾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维是前瞻性、现代的，大部分同事和部属的思维可能是传统的、保守的；他们的很多做法是按照“显制度”来执行的，但“潜规则”可能依然根深蒂固……这就面临着一种尴尬，要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么走向“晏子转型”。（《晏子春秋》里有关于齐国贤臣晏子被迫欺上瞒下的故事，说晏子受齐景公派遣去治理东阿，起初清正廉洁、除暴安良，结果得罪了很多权贵和瘪三，当然也破坏了当地经纬交织的一些“潜规则”，最后被齐景公狠批；后来晏子欺上瞒下，极力迎合当地官场的“潜规则”，维护当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结果受到齐景公赞许。）

　　因为官员握有公权，其行为乃至转型都和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当下社会，一个有着清明政治抱负、一个有着全新现代公共管理思维的官员，能不能在从政生涯中走出“晏子转型”？文章分析指出，授人以鱼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们能成功地把所学推广开来，冲破“潜规则”阻挠而实现“授人以渔”。也许，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配套问题(如政务公开、异体监督、扩大民主)，可配套问题不完善，那么类似于晏子和西门豹的一幕很可能重演。（马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