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

　　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利益的普惠性有机统一

　　新京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鄙鲜鼋不坝心男┫质狄庖�？

　　周瑞金：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目前形势下就改革问题做出鲜明的表态，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一是目前改革开放事业面临一个“拐点”：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今年要制定和执行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候，中央领导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是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鲜明回答，表明了中央鲜明的态度。

　　二是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够实现科学发展；也只有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所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进一步改革开放。

　　三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话题在这次“两会”上反响非常热烈。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科学发展；而要科学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新京报：您怎样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

　　周瑞金：我认为他的讲话包括了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坚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坚持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坚持改革利益的普惠性这四个方面，并且将它们有机结合了起来。

　　这就非常完整地回答了我们“怎么来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

　　新京报：“改革利益的普惠性”与“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怎样的关系？

　　周瑞金：所谓改革利益的普惠性，就是使大家能够通过改革得到利益，从而动员更多群众直接参加、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这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新阶段改革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大家意见比较多的、关系广大民生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比如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廉价住房、环境�；�、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等等。我概括为社会公共品的供应问题。今天(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应当明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能够在深化改革中解决；也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警惕以“反思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

　　新京报：今年年初，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写文章参与这场讨论。撰写这篇文章之初，您是否有所预料？

　　周瑞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事先还是没有料想到。我发现从2004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对改革中一些问题，大家意见比较大；甚至有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所以才写这篇文章。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指向不是“反思改革”本身，而是借此来反驳否定改革的思潮？

　　周瑞金：是的。我当然不是说改革不要反思———毕竟，这篇文章也是反思改革的结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也都是反思改革的结果。所以我的文章意图并不是反对“反思改革”，也不是反对修正改革中的不足之处，而是主张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反思改革———也就是说不是停下步子来反思改革，而是一边改革一边反思，边改革边完善边前进。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边反思边改革边前进的意思。

　　“摸着石头过河”仍是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

　　新京报：在将来的改革中，我们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周瑞金：从整体来讲，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在实践中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否也有一些不同？

　　周瑞金：当然。新世纪的“摸着石头过河”区别于以往，主要表现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减少，自上而下的预先设计增多，将更多采取点上试验、面上推广的方式推进。但总方针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三次争论力推市场化改革进程

　　新京报：15年前，您曾用“皇甫平”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引起很大反响。现在这篇文章和当时的文章之间，有哪些历史联系？

　　周瑞金：联系历史来讲，改革的发展是两者的纽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并确立起来的。我同意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是从1982年到1984年，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统一了认识。这段时间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市场化的改革，应当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场争论就是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提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展。后来，有人批判这句话，小平同志出来表态说，“十三大决议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不出这个口号有什么错”。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1年春节，他到上海的讲话就更明确了。所以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宣传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思想。

　　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这次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和15年前有很多不同。15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展开。而现在这场争论主要表现出来的却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