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台湾文学期刊《INK印刻文学生活志》刊发了一组最新发现的张爱玲书信，披露了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动荡拮据的生活状况，和无法静心创作的精神状态。而最新出版的《上海文学》，则再获得授权刊登。

　　其中，从张爱玲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可以看出，张爱玲和赖雅之间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感情疏离，相反是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这组书信，包括台湾学者周芬伶发现的，张爱玲1962年1月至3月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和另一位台湾学者苏伟贞提供的，1966年6月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函。

　　配合这些书信发表的，还有陈子善的《张爱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炉香”》、周芬伶《赖雅日记中的张爱玲》、苏伟贞《张爱玲与名词荒──关於〈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等文。

　　生活拮据倾吐心曲

　　张爱玲在给赖雅的书信中，毫无保留地倾诉了其当时的窘境和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

　　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於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甚至与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妇也发生了龃龉。

　　凡此种种，张爱玲都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丈夫倾诉，字里行间流露出两人的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从这6封书信中，还可以看出张爱玲从来美时怀揣文学壮志，到感觉来日大难，频频受到健康、经济、友谊等方面的打击挫败，最终“疯言疯语”的整个心理变化。

　　小说梦破疯言疯语

　　信中写道，正当40岁的张爱玲自觉创作力旺盛，计划写一本张学良的小说《少帅》。

　　她一直幻想著能在纽约写成一部新小说，扬名立万。但随著赖雅的中风病倒，加上之前张学良拒绝接受她采访等一系列打击，致使她的小说梦破灭。

　　贯穿书信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则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向丈夫关照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

　　信中写到，最令她感到悲苦失望的，是为了挣钱，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分酬劳”；怀著希望的远东之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唯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夫妻絮语毫无保留

　　陈子善指出，虽然7年前，美国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3年至1982年间给他的100封信札，5年前香港刘绍铭教授又介绍了张爱玲1966年至1967年间给他的18封信札(部分)，不过因为夏刘两人是张的友人，张致他们的信仍然比较矜持，比较抽象。

　　而在给赖雅的6封书信中，张爱玲倾吐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使读者有可能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 文/章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