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举证责任倒置极大程度上加重了自我�；ば砸搅葡窒�，而这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最后患者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
★ 本刊记者/ 严冬雪 方玄昌(文) 甄宏戈(摄影)
今天的中国人得了感冒会怎么办？排队，挂号，拍片，验血，排除一切可能引起感冒的其他疾病之后，再去开药、打点滴。部分医院还流行一个“秘方”，感冒可以在2天内治好：糖皮质激素加大剂量抗生素点滴，保证48小时内见效。
而在世界范围内，针对普通感冒的治疗，目前西方国家的原则应该是不使用抗生素，或至少在没有合并细菌感染时，不得使用抗生素——一般医生只给病人开一点阿司匹林来抑制症状。
在这个问题上，普通患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在中国“看病贵”，一个普通感冒也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而在职业医生眼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异常复杂，一个感冒要做那么多的检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自我�；ば砸搅啤�。
医学并非万能，“意外”责任在谁？
1970年，陈毅元帅因时常感觉右下阑尾部隐痛而就医，经过多次专家会诊，结果都是慢性阑尾炎，因而采取保守疗法。但到了最后，陈毅疼痛到无法忍受，医生开始做阑尾切除手术，打开后，却发现是肠癌——对元帅的疾病也存在误诊。
“30多年过去了，将肠癌当作慢性阑尾炎的误诊率一直没有下降。”作为一名资深的病理专家，来自武警总医院的纪小龙无可奈何地告诉本刊记者。
电视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是：打了120，来了急救车，病人一上车，家属放了心。现实中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耙蚧颊咔康鞯氖牵杭膊「丛�，人类认知有限，现代医学并非万能。在已知的疾病谱系中，现代医学只能解决其中的1/3，剩下的疾病，目前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纪小龙说。
因此，一个病人进入医院，如果“出了意外”，显然也是很正常的事。“一个人生了病，你说责任在谁？如果他因为病而死了，责任又在谁？今天的中国，似乎一个人生病，只要进了医院，一切责任就将全部归于医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如果这仅仅是普通大众的一种“感觉”，关系也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中国的法律也认可了这一点。
“举证倒置的法律解释令整个卫生行业震惊！疾病的后果往往是多方面的，很少有一个疾病只有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多数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鄙虾Ｄ城行囊皆焊静浦魅我绞ψ蟀滓�(化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名医生在病人“发生意外”之后不能解释清楚原因，怎么能简单地指责医生失职？
另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误诊的不可避免。在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名医都是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盎嶙芙岬牟拍艹擅�。医院看病，有错误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奔托×�。也就是说，即使发生误诊而导致病人死亡，也不能简单地就给医生定罪。
纪小龙说，即使如美国的先进，疾病的误诊率依然很高。但在美国，很多医院通过为医生购买行医保险来解决这一问题。出了医疗事故，赔钱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医院或医生。但如果一个医生出现医疗事故多了，他的行医保险金便会随之升高，医院不愿接收一个要交高保险金的医生，他的饭碗便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也会更加谨慎，保险费就更低，形成良性循环，利己利人。纪小龙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医生和医院。
医生自我�；�，患者付出代价
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加重了一种现象：自我�；ば砸搅�——即在面临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时,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医方以自感合理合法、加大保险系数的手段来选择、实施往往会带来多重后果的医学决策及行动。
是治疗原则重要？还是先考虑自我�；�？在医疗纠纷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巨大压力下，很多医生开始采取了自我�；ば灾瘟�，加多了患者的检查项目，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一个迫于医疗纠纷压力而改行的眼科医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患者就医时，处处想着留证据，有的患者甚至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看��；医生也随时想着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个感冒也要将患者全身查遍，甚至连颈椎和艾滋病都要查一查。而对于疑难杂症则宁可不治，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医生的从业信条。
“否则，要你倒举证的时候，你怎么个举法？所以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左白衣说。
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孙福川曾经组织学生就“手术协议书签字”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专门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60%以上的医生承认，在遇有医疗风险时，曾将自我�；し旁谑孜�。
孙福川将自我�；ば砸搅频奶氐愀爬ㄎ阂椒皆诔醪饺峡�、重视患方知情同意等自主权的过程中，伴有对己方权利受限的失落感、无奈感；医方关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时,伴有对应尽义务的再界定、获减免等诉求，充满法律与伦理的内外冲突。就其行为本身而言，这种选择的主观动机是规避风险，但客观效果往往会是更大的风险和危害。
“过度自我�；さ南葳寰３鱿衷谌缦虑榫持校何哟笞晕冶Ｏ障凳�，不该作为乱作为，例如在病情诊断中‘海选�？ㄖ觳榈�，尤其是所谓高级、现代检查手段；为加大自我保险系数，该作为时不作为，例如面对有风险的患者或者必须使用侵袭性医学手段时，把风险完全转嫁给同事、他院，或者让患者独自承担，等等。”孙福川在其论文《自我�；ば砸搅频穆桌砩琛分腥绱朔治觥�
妇产科是左白衣的专业，他提到，举证责任倒置施行之后，即使最保守、最强调手术指征的产科学教授，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所谓原则。为什么？产妇一旦出事，医生无法举倒证，所以不论是否需要剖宫产，都一刀切了了事。这样，剖宫产率就再次为现代医学在中国攀登了一个数字高峰：60%～90%。尤其是大医院、名医院，名誉和官司都输不起，他们的剖宫产率更加高。“类似事情多起来之后，什么治疗原则，我们都得放一放�！弊蟀滓滤�，医疗过程中，医生的签字也畏首畏尾，该做的手术不敢做，而改为保守治疗。
最后为这一切后果买单的，显然都是患者。“自我�；ば砸搅瓶峙虏唤鼋鍪乔奈侍�，最后大家付出的是生命和痛苦。因为医疗水平降低之后，钱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弊蟀滓滤�。
照本宣科的危险
在“自我�；ぁ钡那疤嵯�，医生面对疾病和病人有多种做法，其中有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照本宣科”。
现在杭州一家社区医院当医生的袁唐红有着10年的乡镇医院工作经验，他说，如果乡镇医院在面对农村病人时也如同城市大医院那样采取自我�；ば砸搅�，那么情况会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乡镇医院里，医生很多时候要处理城市医生很难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袁唐红说，“如果大家都按照教科书、医疗手册那样去下药，最终这类病人十个人中或许要死掉九个。治疗这类病人，医生的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袁唐红拿农药中毒病人为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教科书，即使是重度农药中毒的病人，也只能用5个单位(毫克)的阿托品梯次加量来治疗。由于阿托品有强烈的副作用——导致心跳加快，因此加量要慎重。
“然而，如果你真的一直用这条原则来处理，那么农村里那些喝农药自杀的病人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袁唐红说，他一般都是先给重病人注射30个单位的剂量，然后准备100个单位以上的剂量做随时的加量准备�！白疃嗟囊淮�，我前后用掉了将近3000个单位的阿托品——后面部分用量主要是用以对付病人对阿托品已经形成的依赖——把整个县城所有医院的储备都用光了，但病人得以挽救。”袁唐红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是：宁可让病人死于用药过量，也不能让他因为下药过分保守而死于农药，因为后一种情况更容易出现。
袁唐红所遇到的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误服了老鼠药，送到医院时已经急剧抽搐，对症的药物是用安定来止住抽搐。按照规定，这么大的小孩最多只能用3毫克的安定剂量。然而，袁唐红凭经验就知道3毫克的剂量肯定远远不够，他直接下了10毫克，然后看情况增加。最终，他用了20毫克的安定，才把抽搐止住，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但现在，谁还敢这么依照经验治疗？所有医院都形成了约定：按照规范来做，病人如果要死，就让他死好了，反正这样我们就不会担当责任。”袁唐红无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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