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卫生厅为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建立对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关于实行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讨论稿中规定，诸如“病人投诉及核查、违反职业道德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处罚、收受或拒收红包和商业贿赂”等等情况，都将被写入医德档案。

　　设立医德档案的制度善意，是不难理解的。毕竟，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水平，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探索来实现的。

　　问题是，设立医德档案，到底能不能发挥出预期的效应，使医务人员真正告别那种极度趋利化之下的“离心离德”行为，顺利实现医德回归呢？

　　这种医德档案规定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有些内容较为空泛抽象，有些内容较为专业，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很难做出有效的界定。如果医德档案只是由医方界定，那么，在医疗卫生行业竞争极其残酷的今天，又有哪个医院愿意砸自己的牌子，告诉公众他们医院有“缺德医生”呢？显然，由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这种医德档案也许只能是自说自话。

　　更重要的是，设立医德档案的这种管理视角，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误区。对于医疗卫生行业出现的种种令人遗憾的问题，比如“收取红包、天价医疗费、茶水发炎”等现象，不应该简单归咎于医务人员道德修为的失败。需要一个健康正常的医德环境，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就都是空谈。

　　我们理应认识到，在医务群体中，道德沦丧的只是极少数人，如果让所有医务人员都与之共同背负起道德的黑锅，这对整体医务人员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而真正应该为医德现状埋单的，恰恰就是长久以来医疗体制内的种种积弊，其中积弊不除，建医德档案求医德建设，只能是水中楼阁。谁都清楚，离开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就根本无法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毕竟，以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制度伦理环境，才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看，要想实现医德回归，简单地建立一纸档案是靠不住的。惟有中国医改最终具备足够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医务人员在道德批评方面才不会成为医疗体制的替罪羊，广大医务人员才会真正恪守职业操守，高度敬业，来捍卫其形象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