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给行贿查询系统提个醒
《人民日报》报道，从9月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开始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此举被认为可以加大贿赂犯罪成本，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自2006年1月起步，根据相关资料，3年来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57311次，涉及被查询单位60505家，个人48741人，其中有254个单位和224名个人分别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置。历史地看，行贿档案为个人和单位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它不仅充实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也促进了失信惩戒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的建立。个人或单位有行贿污点被记录，他会因此丧失获得哪怕是合法利益的机会，这么大的成本，会给行贿行为产生较大的约束力，因此而言，查询范围不再设限，此一意图与努力应得到肯定。
认识并不到此为止。事实上，我们肯定查询系统的功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行贿事实都可以在法律层面被认定。但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由于现行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较轻，且对犯罪要件的规定仍显模糊，尤其对于单位行贿等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一些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行贿着实难以认定，行贿事实无法认定，查询系统发挥的作用就会打折扣。
具体来说，我国《刑法》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件，但如何理解“不正当利益”，这是一个问题。目前司法实践中，很多人认为“不正当利益”就是“非法利益”，这大大缩小了构成行贿罪的范围。事实上，这些年，一些个人和单位行贿手段不断翻新，现有法规已很难涵盖所有行贿种类，也难以对它们定罪论处。比如，一些实质上属行贿的行为以经营中的回扣、手续费形式记入账簿，逃避处罚，还有一些大企业与政府的合作，甚至赞助政府，大药商对医院花钱赞助，是否属于受贿，处于说不清楚的地带。
从查询系统实际发挥作用来看，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行贿者在市场的退出和准入可以通过查询系统来认证，有记录者其市场行为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如果它注资成为一个新的企业，是记录清零，还是默许它以另一种合法方式东山再起？另外，尽管每个人都有资格查询行贿档案，但真正重视这个环节的人和单位有多少，如果不想查询，觉得麻烦，不习惯，在具体事项的操作过程中，有关方面会否做些前期工作，主动公开信息？直面这些问题，并非杞人忧天。
权力缺乏实质约束，人们会将行贿看成“必要成本”，加大行贿者的犯罪成本，并不表示减轻对受贿行为的预防与惩处。但行贿是一系列腐败行为发生的起点，从起点开始，拿出治理行贿的努力，当属必要。在司法实践中置入这样一个程序，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建立，遏阻商业贿赂泛滥之势等目标应可期待。当然，行贿查询系统发挥更大功用非检察机关可以独立完成，这也不是治理贿赂犯罪的全部内容，但它确是可以因循的方向之一，相关各方应为此共同努力。 本报评论员 肖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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