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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美国方面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着重于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而不是着眼于施加压力

　　距离刘贵今大使第一次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已经过去了8个月。那时，这位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刚刚结束对苏丹的第一次访问。如今风尘仆仆正在苏丹第四次访问的他，再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而这一次，多了很多新话题。

　　这次访问苏丹前，刘贵今于2月21日至23日先访问了英国，同英国外交部的主要官员就达尔富尔问题交换意见。在从伦敦飞往喀土穆的航班上，刘贵今向媒体表示，愿意做苏丹和西方国家的“桥梁”和“传话人”。24日抵达苏丹之后，刘贵今走马灯式地与苏丹政府官员、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联合特别代表、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等展开会晤，其间还于26日专程访问了南达尔富尔首府尼亚拉，并在当地主要难民营同难民代表交谈。这些都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其中也夹杂着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在发挥作用，但这是西方压力的结果。

　　其实，西方有些人对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一直颇有微词，甚至把此事与北京奥运硬扯到一起。所以除了达尔富尔问题本身，奥运自然也成了刘贵今此行不可回避的话题。他甚至披露，曾与不久前闹出“辞职风波”的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进行过面对面的沟通。

　　与斯皮尔伯格长谈一个多小时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英国访问时说斯皮尔伯格“辞职事件”是炒作，为什么这么说？

　　刘贵今：当我听到斯皮尔伯格“辞职”的消息时，我感到吃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年9月份访问美国之前就知道，他已经不是，至少理论上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因为他在最终期限之前一直没有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反复地通过他的律师核实，这是不是他的最终决定。他的全权代表说这是他的最终决定。你已经不是顾问了，那么你谈何辞职呢？所以我告诉伦敦的一些记者，所谓的辞职事件是媒体的宣扬、炒作。

　　《国际先驱导报》：您与斯皮尔伯格具体谈了些什么？

　　刘贵今：斯皮尔伯格作为个人，我对他是尊重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我去年9月份在纽约会见他的时候，我说斯皮尔伯格先生，我知道你已经不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了，但即便如此，你作为一个名人，你关心达尔富尔问题，我很愿意也很乐意与你交换意见。我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很详细地跟他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告诉他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准备做些什么。斯皮尔伯格先生当时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当然了，他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包括向苏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告诉他，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影响力，在我们一贯的政策许可的框架内，继续作出我们的贡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先驱导报》：什么是你决定要跟斯皮尔伯格面谈的原因？

　　刘贵今：这是我工作上的份内之事，因为斯皮尔伯格先生给胡主席写过一封信，这个事外电也报道过。我们驻美使馆给他回了一封信。我既然作为达尔富尔特使，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说明真相，跟他们进行沟通。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来，还是有个别的不友好的力量在向他施压，他的压力也很大。

　　当“传话人”与西方压力无关

　　《国际先驱导报》：您提出，中国愿意在苏丹与西方之间充当“桥梁”和“传话人”，这句话如何理解？

　　刘贵今：现在达尔富尔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苏丹政府和西方国家之间缺少起码的互信，相互之间有很深的疑虑。我一直倡导西方国家应该和苏丹之间建立一种基本的互信，就是应该适当改善关系，这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否则随着疑虑越来越深，误解越来越深，问题就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国与苏丹政府之间有良好的关系，与西方国家也有良好的关系，希望在这中间做一些沟通，劝说双方改善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开始转变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不作为”态度，当传话人就是中国转变态度的具体表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刘贵今：我觉得当传话人不能说是态度的一种转变。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升温以来，一直采取着寻求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方面做苏丹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我们追求的不是减轻美国国会的压力或者是媒体的压力。我们追求的是问题的实际解决，我们追求的是实实在在帮助苏丹结束战乱，实现和平和发展，符合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这个地区的利益。

　　希望西方拿出实在行动

　　《国际先驱导报》：25日晚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您与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威廉姆森举行了首次会谈，是否要美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刘贵今：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主要利用这次机会结识他，结识这位威廉先生。同时我跟他很简要地介绍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些基本主张。我还向他表示，中国希望跟美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中美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然了，我也希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向达尔富尔那些它们比中国有着更多影响的、拒绝参加和谈的反政府武装施加更加积极的影响。我还表示希望美国方面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着重于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而不是着眼于施加压力。(邵杰、林建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