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母亲带着12岁少年出国“留学”，却遭遇两大难题：儿子跟不上学习进度，过不了语言关，没有信心考入当地的政府中学；母亲在孩子入学一年内，也不能出外打工。陪读妈妈在国外呆了9天后，不得不带着儿子黯然回国。

　　蒙受巨大损失后，陪读妈妈花费3年光阴，两度状告中介公司。法院两度支持了她的大部分主张，而陪读妈妈悲伤地感叹，儿子由此所荒费的学业又该用什么方式来“赎回”？

　　父母花巨款送儿“留学”

　　2004年5月，武汉居民林女士，听别人介绍，将小孩送到新加坡读中学，今后就能顺利进入国外高校，这样既节省了孩子的求学时间，也能节省大笔留学费用，于是琢磨着将12岁的儿子小蒙也送出国。她和丈夫黄先生，与武汉一家从事留学中介服务的公司签约：支付8万元“签证顾问费”，委托中介公司协助办理小蒙赴新就读及林女士陪读的签证事宜。中介公司确保小蒙进入政府中学，并尽力为林女士寻找工作。

　　2004年6月中旬，小蒙收到新加坡某语言学校寄来的《留学确认书》及《入学批准书》，其入学开课时间为当年的7月30日。到了2004年9月2日，中介公司还没能办妥小蒙的签证手续，陪读的林女士反而很顺利办妥签证手续，但林女士拒绝单独前往。

　　2004年11月26日，小蒙进入新加坡某语言学校学习英语。但这时，学习课程已接近尾声，小蒙学起来很吃力。而根据新加坡的有关规定，他想进入政府中学(相当于国内的公立重点中学)，就得像国内中考一样，参加当年的政府中学会考，如果考不上，入学是很困难的(并不完全像中介公司承诺的那样，可以找路子加塞进校)。左思右想，小蒙很灰心，于是，在经历9天的短暂“留学”后，他与妈妈一起回国。

　　“留学”未成追索“顾问费”

　　儿子留学未成，林女士和丈夫开始艰难的维权之路。中介公司坚持认为，他们已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是小蒙自己不能坚持而自行回国，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协商未果，2005年1月，林女士一家将中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退还“签证顾问费”，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中介公司共收取了“顾问费”37360元，再加上林女士往返新加坡的机票11089元，由中介公司负主责，并按60%的比例，向林女士一家赔偿29070元。

　　林女士一家和中介公司都不服，均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认为：早在2003年10月30日，新加坡就修订了关于“陪读妈妈”工作准证条例，明确限定：凡2003年11月1日之后来新加坡的“陪读妈妈”，“应该以陪护自己的孩子学习为主，至少在孩子正式进入政府中小学学习的第一年内，不能申请工作”。而中介公司依然在合同中承诺“尽力为林女士寻找工作”，由此发生的损失，由中介公司负担。小蒙没按约定学完课程而自行退学，也应自担一部分损失。据此，武汉中院裁定，维持原判。

　　林女士一家不服，申请再审。2007年7月16日，武汉中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再打官司又获赔偿

　　其后，林女士一家又清理出没有在前案中涉及的其他经济损失，比如，小蒙父子往来新加坡的机票，以及在新加坡租房的押金、房租等，于是再度状告中介公司，要求其赔偿31484元的损失及其利息。

　　中介公司辩称：前案中，并没有遗漏处理黄先生、林女士、小蒙所受损失，这笔“新出现”的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中介公司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新加坡关于“陪读妈妈至少在孩子正式进入政府中小学学习的第一年内，不能申请工作”的规定，对林女士一家构成了误导；此外，中介公司未能及时给小蒙办理出境签证，致使小蒙课程延误，也是造成小蒙终止学习的原因之一。小蒙单方终止合同，也存在一定过错。

　　日前，法院认定，本案中林女士一家主张的其余损失为22573元，与前案的诉请金额并无联系，因此，林女士一家对此另行起诉，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双方在合同缔约及履行过程中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认，这笔22573元损失，由中介公司赔偿60%，并支付相应利息。

　　“留学投资”要当心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更多的平民有了出国留学的经济条件和现实需求。这种“平民留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留学中介机构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这时，与留学中介签订一份有质量的服务合同，尤显重要。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所张曙光律师、湖北诚明律师所的张伟律师建议，有出国留学意向的家长和学生，在观念上要将留学当成一个“投资项目”来经营。

　　首先，对中介机构进行“预评估”，看它是否正规、合法、有资质，绝对不能跟一个“皮包公司”做交易。在协商订立合同时，更要瞪大眼睛，比如，这个签约公司是否“张冠李戴”——先假借一个比较正规的公司来谈，签约时又莫明其妙变成这个正规公司的“二级部门”、“分公司”了；自己的要求，中介公司的承诺，都要尽可能体现在这份合同中，关键部分还要逐句推敲，避免产生歧义。再比如，在服务内容上，取得签证的方式，入学的具体时间，都要有一个明确、量化的标准；当然，还包括“延伸服务”，比如本案中妈妈“陪读”的性质，是专职陪读，还是可以适当打工的陪读？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家长和学生就会吃亏。(记者 金文兵 通讯员 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