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撰文追念任继愈：重病时仍孜孜于学问探讨
2009年12月20日，我到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津讲坛作讲演，遍看满满堂堂的听众，觉得少了个人，他就是国家图书馆的老馆长任继愈教授。为此，我宣布独自一人站立默哀。此前我在文津街老馆址讲演过多次，不论是谈小说写作、谈《红楼梦》、谈读书、谈语言，任老都亲临在场，静静地坐在头排中间，而在讲前，我们也都有机会
促膝谈心，交流沟通。当然，不仅如此，我还多次参加过任老主持的图书馆顾问会议和文津图书奖颁奖典礼。
是1987年，经中央有关领导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等提出，文化部党组决定，报国务院核准，任命时已71岁的任老为时名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后，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我还记得为此我与任老谈话的情景，任老动情地说，他常常感到惭愧，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太少，贡献太小，能有机会给国家多做一些事情，他欣慰。
他是一个读书人，没错。我几次去过他在南沙沟的家，在他的家里我的所见唯书。早在1953年我津津有味地拜读的《老子今绎》一书，就出自他手。在他就任馆长的时候，他同时在社科院还承担着重大的科研与教学任务。同时，他对于国家社会的关切与责任感，也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谈人民“脱贫也要脱愚”的文章。我太高兴了，正合吾心！愚昧愚昧，为害剧矣！而且，人们有时候回避了后者的这第二脱的严重性、长期性、艰巨性。时至今日，种种起哄、大呼隆、反科学的迷信与邪教、牛皮忽悠、盲目性、摇摆性、极端性与破坏性都与愚昧有关。他提的问题太痛切也太关键了！我多次见到他，当面表达我对他的文章的赞扬与响应，只是此文的后续事宜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
数年后，我在一次文化论坛的开幕式上听到他的即兴发言，他说，现在大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好话比较多了，关键原因在于当前的事情做得愈来愈好。如果眼前的事情办不好，再跑出来吹过往的传统如何精彩伟大，那还是有难处的。就好比，你赛球，赢了，你再怎么讲传统呀特色呀，讲些高姿态、高论入云的话，别人可能还乐于接受，至少是不妨听听;如果你球赢不了，却一味唱高调，接受起来可就难了！
善哉斯言！听出点味儿来了吧？他不但讲得巧妙，而且讲得入木三分，甚至于我要说，他讲得极务实，叫做真正的大实话，值得咀嚼。问题是有的人常常跟风大闹，却忘记了大实话式的真理更是常识。与会者对任老的话无人不赞。此时他已经八十大几了，已经不当馆长，只当名誉馆长了。
在他重病住院之时我去看望他，他仍然是孜孜于学问探讨。他的一位助手告诉我，任老对于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他甚至于觉得有些意见不太好提。我听了，有震动感。
头两月，我参加他主持的文津图书奖典礼，我注意到了，受奖的书中有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这是一本比较客观地谈孔子、谈儒学的书，只有愚昧的网虫们才一看书名便向李教授发出狗血喷头式的鼓噪。
任教授生于1916年，比我大18岁，可以说是长辈，至少是老大哥。他也曾与先父同事，而且，我的印象二人不无碰撞。在任老的女儿任远在加拿大里加纳大学读博士期间，我讲学至彼，为任远带去了她的老爹带给她的中药与肉块豆腐干炸酱。任远也给我与妻贡献了她烹调的猪肉白菜炖豆腐。学问、友情、小小的不离故乡口味的地球，一代又一代留下了亲切与温馨的记忆。任老去矣，当不甚远。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责任感，上哪里再找后继者去呢？(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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