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艺售票处接受采访时，戏逍堂堂主关皓月并不专心，他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观察着来买票的观众，还不时地和售票人员打手语咨询售票进度。戏逍堂的新戏《与丘比特同谋》就要上演了，出票情况还不错。戏逍堂、大可乐剧社、哲腾文化、盟邦戏剧……都是现在北京小剧场市场比较有名的品牌剧社，在他们背后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关皓月、黄盈、李伯男、傅若岩……从制作人到导演、编剧都非常年轻，年龄大的不过30出头，还有不少20多岁的80后。这些年轻人是当下小剧场真正的主人，小剧场也因为他们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新鲜”。

　　戏剧节是孵化器

　　在第一届北京青年戏剧节上，黄盈的《西游记》用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征服了观众。导演孟京辉说：“我很看好他，未来10年的中国话剧就看他们这些年轻人了�！�

　　黄盈本科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学专业，因为喜欢戏剧，研究生选择了中戏导演系，现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表演课老师。谈及自己的成长，黄盈认为近几年出现的几个扶持青年导演的“孵化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第一部公演的戏《四川好人》，就是在林兆华组织的“青年导演处女作展演”上和观众见面的。随后他又参加了2007年的青年戏剧展演和2008年的北京青年戏剧节。2001年到2007年，在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的北剧场，连续举办了7届大学生戏剧节。这个平台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加入戏剧人行列，《福娃》和《麻花》的导演邵泽辉，《东游记》《达人未爱狂想曲》的导演赵淼都是在大戏节上成长起来的。这些面向青年导演和编剧的戏剧节，给予创作者极大的自由度，尊重和鼓励他们的想像力。在参加青戏节时，邵泽辉表示：“作为一个中戏导演系研究生，这是我第一次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在这些青年戏剧扶持活动背后，林兆华、孟京辉、傅维伯等已经功成名就的导演和制作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用工业流程做戏

　　关皓月学的是智能工程，做过不少流行音乐演唱会，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小剧场这种商业模式颇具操作性，决定“在这儿折腾折腾”。为了解市场，他一连3个月，每天在人艺售票处蹲4个小时。2005年5月1日，戏逍堂成立。他写了一个名为《文化产业工业化管理》的论文来分析小剧场市场，这个论文让他得到了第一个戏的投资。说到这里他有些得意地笑了：“当初我论文里的那些设想现在全都成了现实！”

　　戏逍堂做戏有一套固定的工业化流程 ：堂主关皓月想点子，找编剧写本子，请观众评审看本子，通过后找导演，导演阐述，集体评审通过再导，推向市场。

　　关皓月说话剧，总把“观众”挂在嘴边。他说戏逍堂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话剧的“导演中心制”变成了“观众中心制”，从创作开始就一切以观众为重，他们的剧本都需要经过40个观众评审审看通过后才能进入下一环节。戏逍堂的成功经验就是：知道观众想要什么。关皓月的理想是像麦当劳那样打造一个遍及全国的戏剧院线，如今这个理想正变得越来越真实。除了北京，在上海、深圳、沈阳、济南，甚至远到银川、哈尔滨等地，都陆续有了戏逍堂的分会成立。他们真的就像麦当劳一样，和当地的文化公司合作，输出戏逍堂的品牌和剧本，派出导演为当地组织的演员排练。

　　与资本亲密接触

　　在前不久刚刚举行的北京青年戏剧协会筹备会上，说起自己过去做戏时的艰辛，导演孟京辉笑着用“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一带而过。而东方先锋剧场经理傅维伯透露，1999年孟京辉为了做《恋爱的犀�！钒炎约旱姆孔拥盅毫�20万元，“那是完全豁出去了”。而今天的年轻导演们，再也没有这样的苦恼了。市场的火爆，吸引了很多投资人的目光，只要你有才华，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给你钱排戏。

　　黄盈和李伯男都是颇受投资人青睐的导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李伯男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已经演了400多场，自然是投资人眼里的香饽饽。来找他排戏的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甚至还有人直接把钱拍桌子上的。而李伯男只选择那些有运作实力和相关背景的公司，“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做戏，而不用再分心去做别的事情了”。

　　黄盈在投资人眼中也有极高的信任度，排《麻花之两个人的法式晚餐》时，他只说了自己的想法，连剧本都没有的时候，投资人就给了他钱，在创作过程中也完全不干预。但黄盈并不因此就觉得自己可以毫无顾忌。他的《西游记》在业界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太好了，有的则认为太糟糕了，简直不能叫戏。虽然有投资人愿意给他投钱继续做，但他对于这个戏的市场反应毫无把握，所以他拒绝了投资�！耙�对得起投资人对我的信任，要有责任心�！彼�认为，自己这样做也是对整个行业信誉的维护，这样才会有更多投资人对戏剧感兴趣。他也能够理解投资人的心态，“有时他们会要求你在这里或那里加个噱头，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投资就是要求回报�！�

　　这些年轻导演与资本亲密接触，做戏时会为投资人着想，他们相信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有个可以着陆的柔软地带，这些理念与他们的前辈已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改变着今天的小剧场。

　　本报记者 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