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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中有不少精于中国事务的“老手”，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中国开放和经济崛起之前的“旧时代”，所以其对华政策思维和眼界，往往受到过去经历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假若再被贴上“亲华”的标签，那就更难有所作为。
最近两年，布什政府中出现了一小批有别于老式“中国通”的“新手”，不仅别开生面，很有生气，而且其视野、思维和言行风格也令人刮目相看。其中，有两个人先后被延揽入阁，进入白宫最高决策机制：其一是前第一副国务卿佐利克，其二是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财政部长保尔森。
与中国交往的财经背景
去年1月，佐利克从贸易谈判代表的位置上被国务卿赖斯请入国务院，主管中国和东亚事务。短短八个月之后，他便与中国第一副外长戴秉国展开了双边战略对话，并在一次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对中美关系发挥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今年6月下旬，享有“对华政策沙皇”美誉的佐利克宣布辞职。对此，笔者曾在《中美对弈，独缺一人》的评论中表示惋惜，并对中美未来交往能否保持平稳提出了担忧。的确，从近三个月以来的情况看，佐利克所留下的中美战略对话的真空至今还没有填补，国务院团队中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的重量级决策人物。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正统的外交团队之外，竟然冒出了一位响当当、超一流的“中国通”，他就是刚在7月份才进入布什内阁的财政部长保尔森。
与佐利克一样，保尔森也出身于财经界，并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社会的上中下层，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接触。与传统的“中国问题专家”相比，保尔森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但其政治嗅觉和外交敏感度都毫不逊色。
作为高盛投资公司的主席和总裁，保尔森曾经访问中国超过70次，其见识和思维与快速发展的中国完全同步。可以说，他是在现实里、而不是在纸面上和想象中与中国人打交道。难怪他对中国的了解比一般外交家更为全面、真切和深刻，观察中美关系的视野也更加开阔，态度更加务实。也许，他的政策思维还有可能超凡脱俗。
首屈一指的中国政策权威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保尔森为此次中国之行所做的准备和铺垫，比国务院的外交官们更为宏观和周到，甚至比台面上的老牌政治人物更有政治智慧。
在离开华盛顿一个星期之前，即9月13日，保尔森在华盛顿特别就中美关系(不单是经贸易)发表了一篇政策性演说，以此作为此次访问的基调。
他重申了佐利克“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发挥领导者角色。他反对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对中国一味施压，认为双边贸易纠纷并非是两国之间的争执，而是各自国内�；ぶ饕逵胱杂擅骋资屏χ涞姆制�。
他还强调，此次在北京要传达的信息就是“祝中国成功”，强调华盛顿不应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反而应担心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局面出现停滞。
在新加坡出席IMF和世界银行大会期间，保尔森继续为访华行程做气氛上的铺垫。在被媒体问及人民币问题时，他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贸易体，若其他国家试图决定中国的汇率，那会显得“自大傲慢”。
在离开新加坡之前，他独自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举行晚餐。此后，他以非同寻常的政治姿态，首先前往杭州，在周恩来当年会晤基辛格的西湖宾馆，与他的老友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举行会晤。
不论是以初入政坛的“浅薄”资历来衡量，还是以财长身份来看，保尔森的上述政策言论和十足政治家意味的行程安排，都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环顾美国政坛上的众多高官，除了保尔森之外，大概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能够以如此谙熟中国政治的行为方式，来苦心经营和履行自己的职责。
国务院的角色相形见绌
在主观上，保尔森在对华外交上应该毫无越俎代庖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些表现确实使国务院的角色相形见绌。对中美整体关系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事。
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正变得日益复杂，在两国交往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美国需要保尔森这样善于与中国打交道的重量级决策人物，无论是以什么身份走到中美外交的前台，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是很可惜，在国务院，保尔森还缺少一个像佐利克那样的搭档。
保尔森此次在北京访问第一天，便与中国副总理吴仪宣布启动“经济战略对话机制”，这不只是两国副外长级战略对话的扩展，更是这个对话机制的提升。根据安排，吴仪和保尔森将每年举行二次经济战略对话，两国国家元首将分别出席。其层级和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佐利克和戴秉国之间的对话机制。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两国开展经济战略对话的建议，是保尔森就任财长不久之后，向布什总统提出的。布什随即在8月21日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向中方提出这一倡议。在对华决策中，保尔森在布什政府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华盛顿政坛上，类似保尔森这样的新式“中国通”，现在还是为数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美经贸利益的重叠越来越普遍，具有丰富的“中国经历”和中国背景的新时代官员，将会不断地崭露头角。这是美国利益所需，也是中国崛起之必然。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杜平）
